从经济地理角度解释为什么东方农耕民族选择集权道路

中华文明客观上要求一个统一的政权和一个巩固的国家集权。要充分的发挥有限耕地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提高粮食产量，要更好的做到这些，还有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条件。 中国集权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的特点造成的。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封闭的地理环境无法提供更多的耕地来生产粮食，只有实施集权政治，才能够保证有限的耕地养活整个文明。【详细】

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 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演变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的当年，在朝廷上与群臣们讨论，决定废除西周以来的封建贵族世袭分封制，改行全新的符合多民族、大一统需要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度。秦亡之后，此新制并未随之消失，而是“汉承秦制”。再后，历隋唐宋元明清而不改，都以之用为国家的基本制度。 【详细】

党国政制的肇基——民初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

孙中山决定放弃护法，另行革命，意味着他要带领国民党彻底割断先前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粘连，坚定不移地向着革命党以党治国的目标进发。1月20日，孙中山在有中共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详细演讲以党治国的主张，还提出“以党建国”的概念。”“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把国家再造一次，然后民国的国基才能巩固”。【详细】

新中国政党制度是历史与国情的选择

中国传统价值观重视群体和谐关系，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认为个人应当服从群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除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因素之外，中国独特的“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详细】

后全能主义时期 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

从全能主义结构蜕变出来的转型模式，有优势，也有弱势。众所周知,全能国家体制内部是没有自主的市民社会的,中国改革通过市场经济才逐渐滋育出新生的自主社会细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从历史上看，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本身就先天地缺乏体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改革以后形成的“弱社会”本身，又缺乏对国家官员的有效监督力量。【详细】

    韩非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

董仲舒的思想是适应汉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是强化对农民专政的直接产物。他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因而被推翻的历史教训，提出刑和德并用而以德治为主的统治原则。

军机处一直处在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军机处的职官参与决策，但无最后决定权，只是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它体现了清代皇权专制统治的高度发展，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重要特点。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义务承担” 忽略人的“权利伸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务、轻权利”根源于农耕文明。中国的文明发源于适合农耕的黄河流域，使得人们的思想趋于保守。自然灾害加深集体间的协作和对依赖，人更注重的是为集体义务贡献。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人的“义务的承担”，渊源于中国文化的的中华法系也一样强调人的“义务的承担”，对于人的“权利”保护的很少，出现了中华法系“重刑轻民”、“刑民合一”现象。【详细】

从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看东方社会个人权利的边界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以禁锢迁徙自由为基本原则。在征兵派役户籍制下，人户丁口是统治者最主要的赋税与兵役的来源，而来源的实现却有赖于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人户丁口与土地紧密结合，即将人丁固定在土地之上时，官府的征兵派役才有可靠的保障。且加重了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性。 【详细】

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 个人自由让位于群体秩序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在这三大思潮中，激进主义以其昂扬的气势、痛快彻底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英雄主义的精神感召力量，赢得了最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近代群体秩序与个人自由的pk以自由主义惨败告终。【详细】

现代中国：人权不仅包括个人人权 还包括集体人权

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离不开集体，现在争取过上体面生活的过程，也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国家发展了，才可能为个人享受充分的人权提供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只有全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第三，某些集体人权同时也是个人的人权。如果这些集体权利形式的人权得到了保障，同时也就保障了个人的人权。【详细】

秩序高于自由 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在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有国家的政治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政治则缺少这些特点。两种政治之间的差异，要比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在亨廷顿的价值序列中，秩序先于自由和民主，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不受这一秩序规范的民主，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衰败。【详细】

    1903年由于俄据东北引发的拒俄运动、1905年因华工问题激起的反美工约风潮，二十世初全国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皆有大批学生与城市工商居民卷入其间。

一位外国观察家便曾指出，在五四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商人与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议论起国家和国际大事，开始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在青年学生的推动下，“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

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展史的角度来看，对日抗战无疑是由民族主义所激起的一场对外战争，而这场历时绵长、规模庞大的战争，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发表文告，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慷慨激昂的讲话，不但引得广场群众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也在全中国与世界各地部份华人社群中，激荡起热烈回响。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最主流的思潮

当资本主义体系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逐渐居于统治地位时，其内部所隐含的种种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道德的几乎完全沦落。这是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弥漫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如果说19世纪中叶是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那么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则是社会主义的黄金年代。【详细】

十月革命给中国各个阶级带来猛烈冲击 知识精英目光投向苏联

孙中山致电列宁，对胜利表示敬意。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 【详细】

共产主义在中国影响至深 戴季陶也曾是社会主义者

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一――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戴季陶甚至在1919年陈独秀转变之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与另一名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胡汉民都在1919年年底开始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晨社》上发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然而，他们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详细】

国民党军政组织模式深深烙印着苏联痕迹

大革命后，国民党宣传机构虽声称“俄国革命不适中国”；蒋介石甚至发表长篇大论，从所谓革命的动机、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方法等多方面论证“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但对“歪曲性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形成的国民党政治结构，却不肯放弃，而且不断加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统治的工具”。【详细】

刘润为：近代中国的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融合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一句话，就是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惟一出路，这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结论，也是国际资本主义逼迫中国人民作出的最后抉择。【详细】

    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世纪初，中国正面临一场文化与政治上的危机，在选择急风骤雨的革命与润物无声的改良之间，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前者。显然，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与激进的态度使他在参与社会改良时同样保持着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的立场。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中国留学生及反清流亡者，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接受。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

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开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其代表人物为刘思复。1912年夏他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

乡村危机与近代百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发现农民、重视农村、解决乡村危机、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没有乡村危机的解决，民族危机难以消除，乡村危机的完全解决又以民族独立为条件，但双重危机解决的起点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使耕者有其田。事实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里，工业化的大规模进步也必须建立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否则老是会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即所谓的市场危机。【详细】

杨天石：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国民党浙江党部主导的二五减租的失败可以看出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 【详细】

共和国土改：三载跨越千年实现“耕者有其田”

土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由于土改，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和部分生产工具，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详细】

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重构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权力系统之中。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详细】

激进与保守：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的悖论

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激进主义对保守势力的挑战、抗争，而又未能避免最终自我异化、走向反面。因此，在推进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认识激进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保持对激进主义的警觉，避免陷入“激进—异化”的怪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具有特殊意义。【详细】

    近代以来，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就毛泽东和梁漱溟而言，前者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梁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

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即从乡村入手，最后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两人就中国问题解决的步骤，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所谓差异，主要表现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毛、梁二人的观点是明显对立的。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毛泽东始终坚持在打烂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认为旧世界的一切都不合理，该打倒，从而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毛泽东时代中国并非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延安道路”就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详细】

大跃进、文革破坏了中国尚未成型的计划经济体系

大跃进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现象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比较，中国怎么学苏联，学成什么样子。事实上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来。在中国这计划就是一张纸，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想改变就改变，说什么时候变就什么时候变。 【详细】

“创造性破坏”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中国在改革前就不是苏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详细】

中苏改革命运迥异缘由：有没有成熟计划经济体系

苏联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 【详细】

改革三十年形成新共识：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新的改革共识”就是要求中国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结果是“共同富裕”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详细】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历时4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6次。陈云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详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无古人的伟大经济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左右的增长速度；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4位，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1位。 【详细】

次贷危机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有效性理论破灭

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破灭。投行经营模式的消失以及商业银行和房贷机构被政府大规模托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说明金融机构并不能为了切身利益而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如何在自由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将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详细】

朱为众：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已成定局

我在中国期间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会率先走出金融风暴吗？中美在金融危机中虽然都不能独善其身，但两国的房地产业、银行业、汽车业所受的冲击不尽相同，采取的应对措施、媒体导向和消费者信心也不相同，其结局肯定也不一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已成定局。 【详细】

大道之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制造”不但使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使神州大地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近年来，在人力成本、原料物价、土地资源等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下，被称为“蝗虫经济”的低端制造业有逐步流向越南、老挝等“新价值洼地”的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已经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必定能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这才是中国的大道之行。【详细】

    2008年，美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应对这次危机的措施还是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政府介入式疗法。但很多美国人却因此而担心“华盛顿共识”会黯然失色，“北京模式”会光芒四射，而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现在是突出强调中国模式的时候了。

实际上，这些认识可能忽视了全球化产生的互动作用，忽视了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金融危机将会引发治理思潮的社会主义化。

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同舟共济的利益攸关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世界。当西方国家在修正自己的治理思想时，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式，这种选择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这些年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学者，我们的一些做法是不是过多地考虑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呢？世界到了今天，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